在近期全球高通脹背景下，通脹的非線性動態引起了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關注。從貨幣政策實施的角度來看，這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通脹傳導中的非線性表明，線性模型可能會低估成本傳導到通脹的程度，尤其是在成本迅速上行階段。

日本央行最新工作論文《企業成本對消費者價格的非線性傳導：門檻效應》研究了企業成本增速對CPI通脹的非線性影響。報告基于日本數據探究企業成本向CPI傳導是否存在門檻效應，即當企業成本增速超過一定閾值時，成本對CPI的傳導效果是否增強。研究得到三點結論。

【資料圖】

一是，生產者價格、匯率和工資對CPI的影響具有顯著的門檻效應——當匯率等成本因素增速超過內生閾值時，成本對通脹的影響效應加大。

二是，門檻模型在樣本內的擬合度以及樣本外預測的準確度兩方面均優于線性模型，這表明線性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高區制中(大于閾值)成本對通脹的影響效應，而高估了低區制中的傳導效果。

三是，生產者價格和匯率對CPI通脹的非線性影響通常是暫時的，但由于工資通脹慣性，工資增長的門檻效應往往更為持久。

但換個角度來看，如果需要制造“通脹”來擺脫通縮，工資上行也是最為核心的因素。

2022年，在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和日元貶值等多重因素沖擊下，日本企業面臨的輸入成本迅速抬升，導致諸多企業不得不提高終端產品售價。受此影響，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增速也達到了1980年代以來的近40年最高水平。

那么，企業成本對CPI增速有何影響?之前已有研究分析企業成本與CPI之間的線性關系，但近期日本央行的工作論文進一步研究了企業成本對CPI通脹的非線性影響。該報告基于日本數據探究成本對通脹的傳導是否存在門檻效應，即當企業成本增速超過一定閾值時，其對CPI的傳導效果是否增強。

01企業成本對CPI的傳導可能存在非線性

之前已有研究分析企業輸入成本(如原油價格和匯率)與CPI之間的關系，其中多數研究在實證模型中假定成本變化與CPI通脹之間存在線性關系(Campa & Goldberg，2005)。在近期全球高通脹背景下，通脹的非線性動態引起了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關注，從貨幣政策實施的角度來看，這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Taylor, 2000;BIS, 2022：Borio等, 2023;Gopinath, 2023)。

從企業定價行為也可以看出，成本增加對CPI通脹的傳導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而傳導程度取決于輸入成本增加的幅度。具體來說，由于企業價格調整存在菜單成本(Ball & Mankiw, 1994)，因而在成本小幅增長時，企業定價會保持不變;只有當輸入成本增長過高，價格調整的收益大于菜單成本時，企業才會提高銷售價格。因此，通脹傳導的非線性可能性表明，原有研究中使用的線性模型可能會低估成本對通脹的傳導程度，尤其是在成本迅速走高階段。

02“菜單成本”作用下，企業輸入成本對通脹可能具有門檻效應

在成本非線性傳導的研究中，越來越多學者采用門檻模型。例如，Colavecchio和Rubene(2020)構建門檻模型，門檻變量為匯率，閾值設定為樣本區間內匯率變動的一個標準偏差，結果發現當匯率變化超過一個閾值時，匯率對通脹的影響程度上升，歐元區的匯率傳導存在非線性。Caselli和Roitman(2019)認為，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匯率傳導至通脹的程度在匯率變化超過閾值時會增加。同樣地，Ben Cheikh等(2018)指出，在歐元區經濟擴張期間，匯率傳導的程度會增加。Yagi等(2022)的研究表明，在上游成本和匯率波動高峰期以及經濟擴張期間，原材料成本和匯率變化的傳導效率會提升。

企業輸入成本對通脹可能具有門檻效應。也就是說，當輸入成本增速低于某個閾值時，企業就會保持售價不變;一旦超過閾值，企業就會提高價格，輸入成本對CPI的影響程度加深，這與菜單成本論相印證。模型上，線性模型假定成本的影響程度是恒定的，不取決于成本增長速度(如圖2)。但是門檻模型則假定成本增速超過閾值后，影響效應會明顯上升，呈現為圖2中的向上彎折。究其原因，超過閾值后，成本對通脹的推動壓力會抬升。

03企業成本對CPI的門檻效應分析

門檻回歸模型設定如下：

閾值方面，文章基于方根誤差內生選擇閾值。該文假定在0.5到2.0的范圍內，并基于步長為0.1的網格搜索估計不同閾值下(d(i) =0.5、0.6、…、2.0)的結果，最終選取均方根誤差(RMSE)最小化所對應的閾值。由于樣本偏少，成本變量的增加大于兩個標準偏差，即當閾值超過兩個標準偏差時，估計結果將不穩健，因此將的上限值設置為2.0。

其他的模型設定如下：1)變量選擇上，被解釋變量為日本核心CPI，即不包括生鮮食品和能源CPI的同比增速。解釋變量方面，以平均小時工資(合同現金收入除以總工作小時數)測度工資增速，并以生產價格同比增速、匯率同比增速(美元/日元)衡量企業不同的輸入成本。2)樣本區間選擇上，為分析參數的時變性，文章選取兩個樣本區間：1976年Q1到1999年Q4、1991年Q1到2019年Q4。具體來看，第一個區間開始于1976年，以此排除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影響;第二個區間結點設定在2019年Q4，以排除COVID-19大流行的沖擊。

生產者價格、匯率和工資對CPI的影響具有顯著的門檻效應。門檻模型結果顯示，生產者價格、匯率和工資門檻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這表明變量增速超過各自門檻值時，影響幅度提升。

線性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高區制中(大于閾值)投入成本對通脹的影響效應，而高估了低區制中的傳導效果。相較門檻模型，線性模型的系數大于門檻模型中低區制(閾值以下)的系數，小于高區制下(閾值以上)的總體系數(“閾值以下”系數和“額外傳導”系數之和)。因此，線性模型低估了高區制中輸入成本對通脹的傳導效果，而高估了低區制中的影響。換言之，當成本推動壓力顯著增大時，線性模型可能會低估通貨膨脹的未來走勢。

進一步比較兩個樣本區間的系數，發現1991-2019年工資對通脹的影響效應低于1976-1999年，但匯率的影響效應略高于1976-1999年，而生產者價格并沒有較大差異。此外，常數項可以表示為均值水平下的解釋變量所對應的平均通脹率。1991-2019年的常數項低于1976-1999年，這表明由于菜單成本的存在，生產商不調整產品價格是“常態”，尤其是通脹率下行階段。

閾值方面，1991-2019年生產者價格、匯率和工資的閾值分別為0.8、1.5和1.2。反觀2022年四季度，生產者價格和匯率的同比增速均高于閾值，表明當前通脹處于高區制，門檻效應已顯效，推升CPI。然而，工資的同比增速仍低于閾值，這意味著工資對CPI通脹的正面影響仍相對有限。

04生產者價格、匯率對CPI的非線性影響較短暫 但工資增長的影響更為持久

文章根據門檻模型對1991-2019年的核心CPI(不包括生鮮食品和能源)進行拆解，并基于解釋變量的實際值推算樣本外(2020Q1-2022Q4)的CPI水平。根據圖6(1)，全球金融危機前大宗商品價格激增對CPI具有非線性的正面影響，而在日本央行實施量化寬松后日元貶值對CPI通脹也呈現出類似的門檻效應。從影響的時效來看，生產者價格和匯率對通脹的門檻效應持續時間約為一至兩年，工資的門檻效應則存在長效性。具體來看，從1990年上半年開始，工資持續成為通脹的上行壓力，但2000年以來，工資增長趨緩，加劇通脹下行壓力。由此，生產者價格和匯率的門檻效應通常是暫時的，而由于工資通脹慣性，工資增長的門檻效應往往是持久的。

05在擬合度以及準確度方面 門檻模型均優于線性模型

文章以AIC指標和均方根誤差(RMSE)作為樣本內擬合度以及樣本外預測準確度的標準，不難發現，門檻模型在兩個指標上均優于線性模型。相較基于線性模型的CPI拆解，線性模型中生產者價格以及匯率的貢獻較大，無法預測2008-2009年或2013-2014年CPI激增。在樣本外預測方面，門檻模型有效地預測2020年CPI激增，但線性模型的預測值明顯低于真實值?？紤]到部分通脹分項更多受臨時政策的影響，文章進一步剔除相關分項，如生鮮食品、能源、有關免費教育提供、旅游補貼計劃和手機等通脹分項，門檻模型依舊優于線性回歸模型。

06不同通脹分項下，成本的通脹效應存在異質性

成本CPI各分項的門檻效應存在差異。文章以CPI分項的同比增速作為因變量，進一步估計基準回歸模型。需要注意的是，解釋變量不是分項的投入產出數據，而仍是全國范圍內的生產者價格和工資數據。結果顯示，生產者價格和匯率具有顯著門檻效應的分項包括“食品產品”、“其他工業產品(包括家電)”和“外出就餐服務”。2022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激增疊加日元貶值，這些商品和服務分項的價格已明顯上漲。工資具有顯著門檻效應的分項包括相當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的“一般服務”。

07總結

日本央行最新工作論文探究了企業成本上漲對CPI通脹傳導的門檻效應，得出三個主要結論。一是，生產者價格、匯率和工資對CPI的影響具有顯著的門檻效應——當匯率等成本因素增速超過內生閾值時，成本對通脹的影響效應加大。二是，門檻模型在樣本內的擬合度以及樣本外預測的準確度兩方面均優于線性模型，這表明線性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高區制中(大于閾值)成本對通脹的影響效應，而高估了低區制中的傳導效果。三是，生產者價格和匯率對CPI通脹的非線性影響通常是暫時的，但由于工資通脹慣性，工資增長的門檻效應往往更為持久?？偟膩碚f，工資增長是否存在門檻效應是研究未來CPI走勢的重要問題，也是日本央行實現“價格穩定目標”的關鍵問題之一。

報告也指出通脹研究的未來方向。一是，輸入成本的非線性傳導與菲利普斯曲線是否扁平化，產出缺口的實質性改善是否與非線性推升通脹等問題有關。二是，價格與工資同步性仍待理論、實證進一步研究。第三，通脹研究可以進一步考慮結構性斷點，以及通脹慣性的影響。第四，價格和工資的持續增長可能會提高通脹預期并促進企業的價格和工資設定行為逐漸改變。

本文來源于微信公眾號“周浩宏觀研究”，智通財經編輯：謝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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