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提出了雁行理論（Flying-geese Paradigm）來形容產業鏈轉移的過程。

他認為，當成本條件改變時，產業就會被迫從先進國家移到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就像雁鳥在結隊飛行時所呈現的V字形，由一只領頭雁帶頭飛向氣候適宜的地區；亦即，依特定產業的興起、成長、成熟、衰退等過程，好像大雁帶小雁般，產業視比較利益而轉移到后進地區。

(資料圖)

產業鏈轉移的過程，具體受到哪些政治經濟動力學因素影響？

民生證券分析師牟一凌指出，從全球最終消費品的生產來看，產業鏈轉移主要經歷了“西方國家分散生產 ——日本一家獨大——亞洲國家分散生產——中國一家獨大”的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資本總是向其他要素成本的低洼處流動，在過去的三次產業鏈轉移中，吸引產業的必要條件是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

全球消費國（發達國家）與生產國（發展中國家）在新產業鏈秩序下共贏，前者獲得了廉價的產成品，后者獲得了經濟增長，這最終體現為全球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次產業鏈的轉移：歐美→日本→東亞→中國

分析師指出，從1960年至今的六十余年中，全球貿易額出現了大幅增長，越來越多的貿易壁壘被打破，分工也更加地細致化。

其中，最為關鍵的兩個節點是1990年和2001年，1989年“東歐劇變”和2001年中國加入WTO，是全球化加速的關鍵要素。

最終消費品的變動路徑大致如下：

1962年時，美國、德國、日本是最大的三個凈出口國，而在此后的接近30年時間里，美國、德國、英國的份額逐漸被位于中間的日本所占據，到1984年時，日本的凈出口占全球凈出口總和達到歷史最高點43%，成為名副其實的制造業“巨頭”；

但新興國家和地區的崛起也開始重演上一個時期日本蠶食其他發達國家份額的故事，1982年開始，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韓國的凈出口份額也開始快速增長；

1990年代開啟，中國和東南亞、南美洲的一些國家也進入了“分羹者”的序列；

當然，更重要的變化還是在21世紀初始，中國在獲準加入WTO的次年2002年即實現了凈出口份額相對于日本的反超，成為了全球凈出口份額最高的國家，這一份額在此后逐年抬升并于2015年達到最高點63%。

與此同時，資源部門的凈出口國相對更加固定：

凈出口者在1962年至2020年的近60年間總是集中在幾個國家或地區上：在原材料方面，凈出口份額最高的國家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化，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亞、智利、巴西、秘魯等國家。在能源方面，凈出口份額最高的國家也集中在中東地區、俄羅斯、北美地區。

水向低處流，勞動力價格是關鍵因素

分析師指出，二戰后的產業鏈轉移、技術進步共同促進了全球生產邊界擴張，從消費端來理解這一結果，則是從全球來看生活水平在普遍地提高，印證產業鏈轉移能夠在不損害原制造國居民的同時顯著地提升轉移目的地的居民的生活水準，進而提高全球的平均水平，相當于一種帕累托改進。

與此同時，隨著制造國生活水平的提升，產業鏈又進一步向其他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區轉移。

分析師指出：

制造國生活水平的提高反過來又促進了產業鏈的又一次轉移，換言之，資本總是向其他要素成本的低洼處流動，在過去的三次產業鏈轉移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其他要素成本”主要體現為勞動力成本。

例如，二戰后日本制造業的崛起一定程度上來源于日本的工資相對歐美較低，同時全球范圍內能夠與日本有相似勞動力素質的國家寥寥。

進入1980年代后，日本的勞動力成本也上升到較高水平，和此前向它轉移的老牌制造國——德國的人均GDP靠攏，于是最終消費品的制造就開始向后來的“亞洲四小龍”轉移。

到1990年代，“亞洲四小龍”勞動力成本也上升到較高的水平，于是產業鏈開始轉移到中國、東南亞和拉美。

分析師同時強調，制造業的遷移不僅僅以勞動力成本的絕對低位為標準，而是在保證同等或相近的勞動者素質下尋找更低的成本。

例如：

21世紀后中國的“橫空出世”給全球產業鏈帶來了新變局：大量的勞動力人口、與發達國家相比不遑多讓的勞動者素質、在發展中國家中都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使得中國擁有了比第一次產業鏈轉移中的日本還要更強的吸引力，于是我們也看到在此后的20年里，中國不斷承接著全球轉移過來的產能。

世界秩序更迭推動產業鏈轉移

分析師指出，日本的制造業在第一次產業鏈轉移中崛起乃至最終坐上“世界工廠”交椅，背后反映的是兩極角力的世界秩序下，一個制造業國家（日本）和世界秩序主導者之一（美國）產生了符合雙方訴求的合作關系：

簡而言之，二戰之后，處于美蘇冷戰中的美國需要培養穩定的供應鏈及盟友，因此，美國正好利用其盟國身份對戰敗國日本的影響力，通過經濟援助、政治援助使日本快速成長為供應鏈的關鍵節點，在此后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日本也順利完成了作為美軍亞洲主要后勤基地的任務；

對日本而言，它獲得的則是經濟的快速增長，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日本的GDP以每年5%-15%的速度增長，在1970年代超過德國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主導了全球的汽車、家電、鋼鐵和造船產業。

但隨著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順差轉為逆差，且美國制造業開始初次面臨“空心化”，美國開始出現“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憂慮，日美之間開始頻頻出現貿易摩擦。而到冷戰結束之后，美國再無理由扶植日本制造業繼續做大，產業鏈開始沿著成本路徑從日本轉移至其他的新興國家。

盡管在這一時期，亞洲四小龍一定程度上承接了日本產業鏈，但從勞動力供給上來看，它們都缺乏完全承接日本產業鏈的能力。

因此，第三次產業鏈轉移的中心——中國，則憑借勞動力成本優勢、政策的支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優勢的地理區位，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世界工廠的接棒者。

展望未來的產業鏈轉移路徑，分析師指出，如果中國要維持類似日本的“制造業強國”角色， 國內對資源供應的穩定性的要求也將變得更高。因此當前中國正積極推進與資源國的密切關系：

中國與發展中資源國（南美洲）的合作互惠主要表現為中國提供穩定、廉價的產成品，平抑后者的通脹，且根據雙方貨幣結算也使得南美洲國家能夠降低美元周期對其的波及。

中國與富有資源國（中東國家）的合作互惠主要表現為中國向后者提供了下游產業鏈的投資機會、產業合作機會和廉價產成品，而后者則向中國提供必不可少的工業原料。

分析師也認為，東盟等新興制造業國家，可能會成為中國新興的消費市場：

對新興制造業國家而言，中國能夠與它們達成的互惠關系，則是中國讓渡一部分“低附加值”商品的凈出口份額給新興制造業國家，并向它們提供設備和技術出口，這個過程中后者因貿易獲得經濟增長動能，同時，對中國來說，也培育了一個新興的消費市場。

本文主要觀點來自民生證券分析師牟一凌（S0100521120002）發布的報告，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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